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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、Joe McDonald：您现在已经70多岁了，绝大多数中国的商业领袖在这个年纪已经退休，很多人由于之前企业的成功而受到大家的称颂。您在70多岁的年龄，还卷入到中美贸易科技战中，您的感觉怎么样？毕竟之前已经取得那么大的成功，现在面临这样的冲突，您会怎么度过？

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，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，中银证券研究所所长、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励雅敏等课题组专家就上述《报告》做了解析，并回答了媒体提问。经济形势：总体谨慎乐观 保“六稳”成核心《报告》显示，2019年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。中国政府加大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、积极实施“六稳”政策，经济总体运行仍在合理区间，前三季度GDP增长6.2%，预计全年增长6.1%左右，比上年回落0.5个百分点。

在地方政府眼里，总部企业就像是一个会下蛋的老母鸡，引来一家总部企业，抵得上几家非总部企业。更有甚者，将过去打造总部基地城市的思路，进一步升格为打造城市标签。在西安，企业落户时往往加上“丝路总部”的称号；而武汉则要打造全国最大的互联网“第二总部”聚集地。

也是因为这样整体的想法，我冒着各个方面的压力，我辞职了。辞职以后，做什么？因为说创业简单，但是真正做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，但是我坚信的是，我大学学的是设计，而且我一定要通过互联网这个手段去进行我的创业之路。当时我发现了一个现象，就是中国的好的广告公司、设计公司，服务的不管是国际4A也好，国内的4A也好，它服务的永远是头部的那些大的公司，世界500强，中国500强，在当地有影响力的这些企业。但是中小企业不是他们服务的对象，因为中小企业的品牌需求杂、乱，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低。但是中国有4300万家中小企业，我在想能不能用互联网的手段服务这4300万家中小企业？为他们提供性价比最高、质量最好的品牌服务。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？因为在我服务的客户中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，就是两个从斯坦福毕业的博士，来国内创业的年轻人，他们对于美的要求和追求也是非常高的，但是因为当时受制于资金的整体压力，只能屈从于设计公司的小工作室，或者街头门店的设计师给他们做服务。当然，做出来的结果一定不是他满意的。

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，我母亲当高三的班主任、数学老师，除了教学，她还要管七个儿女的生活，没有保姆，必须自己做饭，课休期间溜出来10分钟先把饭蒸上，然后赶回去上课，下课还要炒两个菜，这两个菜是极其简单的，也许不能被叫做菜。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。

“‘长效机制’‘一城一策’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’等是当前楼市的主要指导思想。”刘璐也指出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，如果楼市趋于冷静和理性，即变得“正常”之后（2016~2017年楼市的那种“狂热”显然就是不正常的状态 ），那么一些城市之前推出的“应急性”调控政策就可以逐渐放松，正所谓张弛有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