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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来说，产品层面，我国仅有三只股指期货、两只国债期货、一只股票期权，股指期权、外汇期权尚未空白，避险工具较为匮乏。功能发挥方面，估值期货交易受到限制，流动性严重缺乏，导致功能发挥不足；国债期货因银行、保险等大型机构不能参与，市场深度不够，功能也难以充分发挥。缺少衍生品风险管理工具的保护，长期资金不敢入市，长期资本难以形成，大量机构投资者面对市场波动只能选择追涨杀跌，交易行为“散户化”，加剧了市场“羊群效应”。
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，期货公司的上市保荐业务也存在明显的头部化现象——在目前5家拟IPO期货公司中，三家公司的保荐机构均为中信证券。“持牌机构长期处于常态化监管状态。这类项目通常比较稳健，所以项目资源也都被大券商拿走了。”一位接近中信证券的投行人士表示。

1998年12月29日，酝酿5年多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审议通过，并于199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按国际惯例、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而非由政府某个部门组织起草的经济法。1999年1999年A股初具规模，刚刚经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，估值回到合理区间。5月16日，鼓励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六条意见获得了国务院批准。从5月19日至6月30日，A股在31个交易日大涨66%，史称“519行情”。

两名申诉代理律师阅卷后发现，在鞋印和菜刀这两样核心证据方面，如此明显的矛盾，办案机关并没有进一步的核实和论证。马芳菲认为，此案中没有任何客观证据指向杨松发犯罪。根据杨松发的有罪供述又找不到物证，反倒印证杨松发说的是假的，“（杨松发）为什么要这样说，那就是可能存在刑讯逼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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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众多机构看准了7月的可转债反弹行情，但是对于7月的可转债市场热点把握却并未踩准节奏。7月最大的亮点是可转债批量下修转股价。但从基金持仓情况看，“下修”个券往往是鲜有机构涉足的冷门标的。作为老券的代表，海印转债被视为纯债性个券，但是在新券纷纷下修转股价的背景下，海印转债最终也选择了下修转股价。不过，从持仓数据看，仅有29家基金持有该券，占其份额的7%，其中转债基金中持仓最大的也仅有49万元。